苏路

《孟子》劈头提出，各级治国之君子何必曰利，因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老问题解决，新问题产生的过程，构成了历史的变迁。因为宪政问题说到底，是划出一条线来阻止权力对人民及其社会的侵害问题，是用一种制度来为政府、人民和社会设置权限安排的秩序。

通过尊重人性的制度来保障人民，这是法治的方式。这便是所谓大一统，亦即尊大一个德高望重和有能力的领袖或中央邦国去主持天下的公共事务，然后形成统一的秩序和力量，并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上建立起一套诉诸天命的政治天命观系统。你不能说你要做神仙，而某某做总统或国家主席于此不利，你就怎么样反应一下，甚至闹腾一下。毛主义探索的失败，促使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回调历史阶段，把中国目前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用儒家的语言讲，就是大同世内的小康。这意味着，尽管天下不同人在直接血亲关系上各有各的父母子女，但就上天是所有人的精神父母，所有人民都是上天的子民，并同在天子政治下生活这一点而言，人们彼此之间籍由这一层精神关系而建立起精神性的兄弟姐妹关系，进而建立起彼此悌友仁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德关系。

这个天下为公的口号，一直延续到孙中山。退一步说，即便你把儒家经典当神话，那也是一些有意义的和对文化发挥了真实影响的神话。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进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

周作人一再提起这一点。民族—国家意识的成熟，不仅反映在梁启超的名字上，还反映在严复等同时代的其他先觉者的名字上。⑥ 汪荣祖先生的文章注意到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也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所发现的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在今天已不能成立，而且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强国可以搞垮中国，因此，今天讲民族主义不应再带有反帝和救亡这两个特点，不应再以反帝的民族义愤来解决中国问题，而应当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可能搞垮自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92 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曾经接触过。

经济使不同的民族—国家走向联合、一体化，西欧就是例证。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

我所说的觉醒，不是指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少数的中国最早的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的继续发展，以至于取消方块字，可令中国于一个世纪之内，分崩离析。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国史叙论》。到了文化大革命，国家变成所谓全面专政的工具。

4 月17 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22 日梁启超等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前一代的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他们都把民作为强国的手段，即使在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的时候，也通过语言的移植落脚到强国的目标上。中国的未来，包括统一，不能仰仗民族主义这一危险的支柱，而应当依靠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坚实的支柱。这两种可能性所展示的中国未来的前途，既是充满希望，也充满凶险。

全面专政，就是说，在政治、经济领域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片面的，只有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就是个体心灵领域也实行专政才是全面的。对儿童的发现也很有意思。

贾宝玉在男子群中是最有才华的，给大观园各馆命名时，他显示出其他酸秀才们难以比拟的聪明灵气，但是，在林黛玉、薛宝钗面前，却总显得才华不足。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遗症太大。

人的意识在被民族国家意识压倒之后，进而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最后就完全被阶级意识所消灭。1957 年说了几句真话的右派分子，最后大多数都低头认罪，就是他们在被批判中才觉悟到他们的生命个体面对的乃是整个的阶级—国家。孙中山同样经历了一次民族—国家意义的觉醒，他与康、梁等人都认为中国是大国而不是强国，都需要变，对原来的朝廷及其制度都应破坏，但一者主张有血之破坏，一者主张无血之破坏。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识的觉醒。第三，确认国家主体乃是国民，并把国民放在国家系统的核心位置上。这种权威发展到极端，便是国家对个体心灵的全面管理和全面专政，即不仅要求经济国有化，而且要求个体心灵国有化。

他说：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阶级意识的觉醒与个体意识的灭亡 中国近现代继民族—国家意识、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之后，便是阶级意识的觉醒，这是影响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觉醒。

他们的转变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转变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的人的意识表面上与民族—国家意识势不两立，一些思想家与作家也宣布它们势不两立，但在中国当时具体的历史场合下，两种意识根本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人—个体意识终究只能成为民族—国家意识下的附属观念，而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独立的意识。易卜生那种独战多数的声音也只有面对中国大家庭的三纲五常时才理直气壮，而一旦面对现实，看到多数人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和民族的苦难，发出个人的声音立即又感到内疚。

这样，就形成近代改良主义的基本思路，即从尊重国民自主权利和改变国民素质入手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这一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即把人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人的观念就完全不同，它强调的是人（作家）的阶级性和时代性，而且完全排除个体性与独立性。

因为它没有有形的教堂，所以就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国家权力不仅控制政治经济，而且控制个体心灵。第三段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但是，汪荣祖先生在分析时代变化之后又认为正常的民族主义乃是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立国之柱，这一论点却值得商榷。

史华慈教授作了许多文本比较，最后批评说：假如说穆勒常以予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首先是吃人，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最著名的观念。

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小说中的狂人，他既发现自己被吃，但又发现自己也吃妹妹的肉。

史特林堡敌视妇女，和中国传统的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差不多，而易卜生则鼓吹妇女解放，张扬妇女的个体价值。（写于1996 年11 月） 后 记 一九九六年，台湾联合报系和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共同举办探讨革命主题对话会。

因此，五四文化运动乃是一次无情的审父运动，其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紧连对父辈文化最激烈的否定和批判。⑨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 年。如果是作为个别的发现，那么，也可以说，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已充份发现了妇女，他不仅发现女子（少女）比男子美丽而且比男子更有才华。这三次觉醒深刻地影响着20 世纪中国的面貌和命运。

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一节。也就是说，文学不仅有时代性的品格，还有永恒性的品格，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实秋所说的也对。

鲁迅特别要批判二十四孝图，而最憎恨的又是郭巨埋儿这样的故事，就是这一宣扬孝道的读物，恰恰形象地反映在孝道神圣名义下的杀子意识。但严复在翻译时并未像穆勒这样突出个人，反之，他加进许多自己的解释，把个人解放变成服务国家的手段。

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这种观念后来又因为和政治革命结成联盟而形成了思想霸权，结果便毁灭了人与文学的个性。